摘要：差距对于发展，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改革开放前期扩大差距，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克服差距过大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会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

两者之间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一条出路是在内涵上推动城镇化。本来，我们假设他们的机会是务农，但结果他们没务农，所以我们称之为农业转移劳动力。

这本书的主要理念是，城市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之一，核心在于城市能把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集中到一起予以最密集的使用和最有效率的配置，达到最经济的产出。来源：北京日报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红利 。在这个时候，我们围绕资源配置效率推进城镇化，仍然有两条出路。这些生产要素贡献了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部分接近一半之多，实现了劳动力从过剩的农业、农村转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虽然过去30多年我们城市化的速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快的，但是，根据现在发展阶段和人均GDP的水平进行国际比较，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

因此，就城市化率来说，我们更要看重人们在城市中的参与感，看重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经济机会的平等。这也是目前城镇化减慢的原因，这个速度的减慢已经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巴西一直遭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但政治失灵的冲击更为严重。

近25年来，实际利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如果政策制定者们当初能透过抵押贷款证券注意到美国住房市场的价格信号，或者从银行业股价上察觉到金融体系的健康信号，他们面对不断聚集的风暴就会反应更加迅速。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而政策沿着当前道路走下去，那么，风险是全球经济将掉入陷阱，这个陷阱与日本陷入其中25年的陷阱没有不同——增长停滞不前但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结果是，这些资本获得比其他情况下能获得的更高的利率，工业国家的产品出口需求上升，以及发达经济体的汇率竞争力加强。

有四个因素导致了常态实际利率的大幅降低。坚定立场 所有这些对齐聚利马出席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年会的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意味着什么？现在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

它们大举接收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这些资本在发达国家国内无法进行有效益的投资。全球经济接近失速，并且还在放缓，它的主要风险是陷入衰退。许多人会辩称，债券收益率被量化宽松政策人为压低了，因此，利用它们来推断未来的通胀和实际利率是错误的。随着以中国为首的多数主要新兴市场出现种种问题，长期停滞问题——即使货币政策非常宽松，工业国家也无力保持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日益恶化。

这还是在债券市场表明货币政策仍将比美联储(Fed)预期的更加宽松的情况下：美国联邦基金期货市场预计，2017年底的利率将在1%上下，而美联储最新预测的中位数是2.6%。如果债券市场信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它将预期更低的通胀率乃至通缩风险。经济衰退不仅代价高昂，而且阻碍未来产出的增长，这种滞后效应远超人们在几年前的想象。但即使它们出现，也可以用标准的方法来应对。

本周五，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将在秘鲁召开年度会议，眼下全球经济正面临自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以来最严重的险境。在任何一个印发自己的货币且利率受零下限约束的国家，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进行财政扩张，直至需求加速。

长期低利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该如何看待财政政策。虽然人们口头上一直在说摆脱危机，但各国的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预估值都出现了大幅下调。

这种假设认为，高储蓄、投资降低以及避险心理增加这三者的结合压低了伴随充分就业的实际利率。利马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对结构性改革的必要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一直都有。传统的方式——聚焦于健康的政府财政、增加供给潜力以及避免通胀——会招致灾难。这些结果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它还告诉我们，因为不利的市场信号不符合自己的先入之见而忽略它们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犯严重错误。它们必须准备考虑支持那些带有风险溢价、且风险溢价可以被大幅削减的资产。

相较于2012年作出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0年美国的GDP预估值下调了6%，欧洲下调了3%，中国下调了14%，新兴市场下调了10%，全球整体下调了6%。第四，资本品价格下降，同时经营企业所需实物资本数量减少——想想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车(GM)的5倍多。

而这一惨淡预测的前提是：工业国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发展中国家也不会出现系统性危机。这引起了人们对发生全球恶性循环的担忧：工业国家的缓慢增长会伤害输出资本的新兴市场，从而进一步减缓西方的增长。

首先，风险严重指向低于官方目标的通胀率。如今的长期停滞面临一种讽刺，即通常被认为鲁莽的举措提供了唯一谨慎的前进道路。

最近最为成功的增长政策声明是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在欧元似乎濒临危机边缘之际发下的著名誓言，即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全欧元。如今需要的是某种全球范围的类似立场——一个表明各国政府认识到长期停滞及其全球蔓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的信号。俄罗斯正在艰难应对低油价、法治崩溃和严厉制裁的问题。即便采取乐观的观点，即中国会平稳地转向服务业主导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中国的生产结构也将会向轻工业大大倾斜，因此中国能够支撑大宗商品市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联储还必须表明自己愿意帮助阻止全球金融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只有在有明确、直接的通胀或金融狂热潮爆发的迹象时才应加息。

但从中欧到墨西哥到土耳其再到东南亚，工业国家经济放缓加上本国政治失灵，抑制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入并鼓励了资本外流，从而破坏了增长。工业国家未来10年的平均实际利率预计将为零。

正如低利率可以让房屋所有者承受更大额的抵押贷款，政府也可以维持更高的赤字水平。预计日本和欧洲的利率将长期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而美国的利率水平仅会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上升。

全球市场越来越有力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第二，普遍预期是实际利率会异常低。债券市场的教训 考量一下工业国家的政府债券市场如今正在暗示什么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校级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 译者/何黎 进入专题： 全球经济战略 。

第三，更广泛的监管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造成金融中介活动中摩擦增多，这会阻碍投资。在工业国家，没人认为各国央行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它们2%的通胀率目标。

欧洲、日本的央行需要清楚的是，它们最大的风险是经济进一步放缓。实施更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理由在资金被用于投资或设施维护时尤其充分。

对希腊债务不会得到全额偿还这一市场信号置之不理的政策制定者，没能及时作出必要判断，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它还面临政治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无效投资的问题。